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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数字媒介高速发展的时代，碎片化、便捷性的数字阅读为人们构建了全新的阅读习性。但是有多少人青睐数字阅读，就有多少人钟情于纸质书。他们热爱其精美的装帧、舒心的墨香，摩挲纸张的质感并在上面圈点勾画，阅读留下的斑驳和卷页都是他们和书中作者建立情感交互的凭证……
当你眼前出现一本纸质书时，你是否了解它的制作过程要耗费多少设计师和技术编辑的心血？你是否知道装订过程的精度有时甚至要用毫米来衡量？当纸质书封面显得很杂乱时，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11月30日下午，在上海的南京西路科勒体验中心，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室主任、资深文学编辑冯涛，和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张志全以及上海译文出版社技术编辑朱奇共同探讨了“数字时代纸书何为”这一话题。三位嘉宾从作品内核、装帧设计、制作工艺等方面鉴赏了译文插图珍藏系列丛书。
张志全首先谈及，在书装设计界有好几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照它做了，设计不会差，但是不这样做，设计肯定是不好的。
有哪些规定呢？张志全认为，设计应该“做减法”，设计要学会“去设计化”，设计是为材料服务的，不能“跑”在材料前面，这样就是喧宾夺主了。“就像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应该画淡妆，画浓妆亏了，本来皮肤很好的，她涂得很白，像京剧一样，这个很亏的，这个就是去设计化的理念。我做的设计都是非常内敛的。”
另一方面，对于包括封底、书籍、前后勒口等封面设计，最好不要超过三种字体，不然就会显得杂乱。“有一些比较杂乱的设计，就是因为用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一本书的封面非常好，有可能是责编和设计师两个人完美合作的结果。但如果一本书封面很不好，大家都不认可，那绝对是责编的问题。”冯涛补充道。
做一本典藏书，材料是非常讲究的。张志全表示，选择材料不仅是选择颜色和机理，还要考虑其他因素。比如纸张的性能，印满版的时候是不是均匀；如果印黑字了，还原度怎么样；甚至这张纸压钢印的话会不会爆；加印时纸的颜色是不是前后一致……这些都需要考虑在内。
遵守书籍装帧设计的基本约定决定了一本成书的质量和销量。“大家一般看到书感觉不舒服，又不知道不舒服在哪里，其实就是这些小地方的设计出了问题，按照这些公约规则做书，不能说做出好的设计来，但是如果不按照肯定是像盗版一样的。”张志全说。
《月亮和六便士》是英国著名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于1919年写成的长篇小说。故事以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为原型，描述了一个伦敦证券经纪人为了心中的艺术梦想抛弃了旁人羡艳的体面生活，只身一人奔赴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把生命价值全部倾注于追寻远方理想的故事。
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设计这本经典读物封面的时候有过细致的讨论。这本书主要讲原型高更的一生，但因为是书籍不是画册，没办法用一张高更的画印在封面，但它又和后印象派有关系，因此封面的基本定位是比较靓丽的橘色封面，后面的背景全是房子。这样既能体现故事主旨，又能将书籍和画册区隔开来。
为什么这本书的主色基调是橙色呢？冯涛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作品的主人公最后是到了一个热带海岛——塔希提岛才找到他真正的艺术理想，那种艺术理想就是绚烂至极的，你看高更的画也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他一定是热烈、奔放的、生命力洋溢的。我们想要找那种热带的那种颜色：非常蓬勃甚至非常野蛮生长的感觉。”
这本书的惊艳之处，不在封面，而是书中的插图精选了很多画家高更的原画，尽量调成原著的颜色，然后印在一张油画布机理般的艺术纸上，插图都是用手工点胶的方法一张一张粘上去的。“像藏书票一样，可以撕下来，每一本都是独一无二的。”冯涛介绍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还采用了过脊的精装，即光做书壳要使用两次机器，这就意味着装帧的精度必须非常高，所有的灰板都不是用最后的单刀切的，而是做了一个固定的刀具一块块地进行模切。
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有些工厂无法满足如此高的精度要求，这让出版社很无奈。冯涛表示，国人还缺乏对精确性的追求，很多方面都大而化之导致设计都是用“差不多就行了”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德国、日本的印厂里面，前期、后刀可以提这么高的要求，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到我们这边就成了一个笑话了。”
因为对这本书设计装帧的严要求导致整个出版社和印刷厂都神经紧绷：“这边先折磨了我们，那边再去折磨工厂，大家如果有机会买到这本书的时候，可以看看，套印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现在大部分的书籍出版工厂都是工业化、流水线式的运作，讲究的是效率，做出来的图书脸谱化非常明显。面对这样的困境，译文出版社希望能够做出让读者能够永远珍藏的版本，而并不是一读了之的内容载体。由于这些典藏书的装帧非常耗时间、耗人工，因此印量非常少，一般是三千、五千，要不要加印则完全取决于收藏者的需求，因此这些书到最后大多都变成绝版书籍。
“典藏书当然不是大众书籍，它本来就是小众中的小众，有这个雅癖的读者才会考虑购入，像交响乐、芭蕾、现代舞一样的，它的观众和读者不会太多。”冯涛说。
为纪念惠特曼诞辰200周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在今年出版了《草叶集：惠特曼诞辰200周年纪念版诗全集》插图珍藏版诗集，复刻了1855年惠特曼亲自设计的草叶集初版封面，这意味着要把书名“绣出来”。
“当时编辑给我的要求是封面要向原版致敬，他在网上找了一张比较模糊的照片，硬说是那个书名要绣出来，我说枕头可以绣，被子可以绣，书名也绣肯定不行的，但是为了编辑，我就拼命做。”张志全回忆道。
朱奇当时听闻要“绣书名”，也是持怀疑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实在有点太夸张了，我们要求有些变态，但这个太变态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最后出版社在江阴找到了一个纺织基地封面设计，这家工厂用无纺布的布料做书壳，最终帮助出版社实现了“绣书名”的目标。但可惜的是，读者在网上购买了这本书，快递到手之后发现书籍有些磨损，网友晒出书籍照片说有些角上破了或者压扁了。“我们看到这些评论以后很痛心，都是我们的心血。”朱奇感叹。
“我们毫不客气地讲，在书上从来没有人做个这个工艺的，我们是从零开始试的，有好几次的试错。”冯涛最后总结道。
为什么现在都数字时代了，我们还要做纸书呢？冯涛用清代词人项鸿祚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来回应。人生苦短，总得有些值得让你活下去的小趣味和小追求。
冯涛直言自己很排斥电子书。“我可能上了年纪的关系，我完全不能接受这种阅读体验，我无法感受它的气味和触觉，这些都是纸质书才有的。”
他随即回忆了自己小时候的“嗜书”经历：“我小时候自从认识到书以后，我就想世上竟然有‘书’这么好的东西，当时我省下零花钱买一套人民文学版的《红楼梦》，我现在还记得是六块五三本。那套书我都翻烂了，除了它的字体、颜色，我甚至记得它的气味，这个就是一本纸质书对于一个爱好它的人的价值所在。”
明年，出版社计划制作一本《荷马史诗》。起源是朱奇五年前去了南京爱德印刷厂，这是由爱德基金会和联合圣经公会合资创办的企业，是中国圣经印刷的主要基地。“圣经各种版本的装帧是走在世界最前面的，因为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把最理想化的材料和创新的工具很虔诚地用在圣经上，我发现有本圣经封面是突起类似浮雕的感觉，我在想上面的雕塑非常适合《荷马史诗》这本书。”他说。
除了出版雕塑书外，出版社还有很多“大动作”。比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典藏版的封面区别于国内普遍的线装形式，初次采用西方非常流行的竹节装，里面垫了非常厚的复合材料，采用有弧度的模具按压，能给读者眼前一亮的感觉。
“我们就是想尝试一下，因为我就是想做一些能够让爱书人真正喜欢的作品。我年纪也大了，就想把我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我喜欢的那些东西上，我希望在我退休前多做一些东西。”冯涛说。